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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增長必然伴隨人口老齡化?財富分配不公才是最大原因  2019-04-08  

前段時間,某知名自媒體發表了一篇評論,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,必然伴隨著生育率下降、人口老齡化,后者是前者躲不過去的副作用。雖然論證看似頭頭是道,但經濟高速增長與正常的人口結構,兩者真的不可兼得嗎?我認為其實是有可能的。

首先我們來看該篇評論的核心邏輯:1.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統一大市場;2.馬太效應使中國大城市提供了超高收入的機會;3.想要獲得超高收入,個人就要非常努力,壓力很大,活得很累;4.人們會因此預支現在的時間、精力,包括生孩子的機會。

結論:“競爭強度大一大,生育意愿當然就普遍降低。”

該文還舉了一個經濟發展必然伴隨人口滑坡的側面證據。2007年中國高等教育入學率20%,2017年超過50%,即95后有一半以上都是大學生,而全世界的普遍規律是學歷越高生育意愿越低。結論是眾多的大學生為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打下了人力資源基礎,但也為中國的人口滑坡奠定了意愿上的基礎。

我認為該文章的兩個論證都經不起仔細推敲。

首先,競爭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常態,論競爭烈度,“小國寡民”狀態未必低于統一大市場國家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為了更好的生活質量,可能也為了虛榮心,每個人無時不刻不處于競爭之中。只不過在“熟人社會”“非市場經濟”中,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可能有多種形態,比如暴力、權力、關系、論資排輩、排隊等等,而這些競爭模式都會帶來“租值耗散”,造成無謂的損失,所以在歷史的試錯過程中逐漸被淘汰了。

競爭方式的改變,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。一個今天的中國人,如果只是想要活著,那是毫無難度的,反倒是想要餓死成了一件難事。但如果想成為人上人,登上人生巔峰,雖然難度呈指數級提高,但時代給出了相應的機會。現代社會的競爭模式,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努力程度與結果之間,關系更直觀、更加可衡量的方式。

不過就整體而言,并不能斷言今天的競爭壓力更大了。感覺競爭壓力太大的,往往是想要不斷往更高階層躍升的奮斗者。當然,這一群體的絕對數量并不少,尤其在近二十年經濟快速增長時期,一個人可以憑借自身的努力與天賦快速積累財富,這種示范效應讓大多數人在擁有夢想的同時,也更加焦慮。

但將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全部歸罪于競爭加劇 ,未免以偏概全。部分年輕群體面臨更激烈的競爭,確實會影響生育意愿,但這最多也只是對部分人產生影響的因素。我認為另有更關鍵的原因,稍后詳述。

我們再來看另一個論證,即高學歷導致低生育率。大學入學率高,一方面是擴招政策的影響,但更重要的是大家為了應對競爭,依照“書中自有黃金屋”的傳統思路,設法提高自身競爭力的一種結果。

因此受教育程度高,與生育率低,并不是直接的因果關系。充其量只是“競爭導致生育率下降”的一個佐證。

對于生育率降低,我認為更關鍵的原因是財富分配模式出了問題,導致生活成本占比太高,擠占了能用于養育孩子的資源,倒逼老百姓減少生育數量。

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時,國際通用的指標之一是基尼系數。基尼系數如果為0,說明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為絕對平均;如果為1,說明收入分配為絕對不公平。即基尼系數越小,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,反之則越不平均。國際上通常把0.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。

從基尼系數來看,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。20世紀90年代后,我國的基尼系數急劇上升,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.4,之后出現了先攀升后穩定的態勢,但2003年至今從未低于0.46,且從2015年開始再次出現上升趨勢。

蘇寧金融研究院按照《中國統計年鑒》的統計口徑,依據收入水平的不同,將全國居民人數進行五等份分組。我國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%的居民,人均可支配收入遙遙領先其他其后80%的人群,是收入最低的20%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。

收入差距大并不能直接影響生育率,但如果低收入人群同時還面臨高漲的生活成本之時,生育率就會被壓垮。從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,生育率墊底的地區,或者是育齡人口流出地區,或者是高房價、高生活成本地區。育齡人口為了追逐更高收入遷往發達地區,這很正常,但人口流入地區的出生率也下降,我認為只能歸因于生活成本太高。

用于民生項目的公共開支不足,老百姓只能被迫節衣縮食。以住房為首,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等民生需求全面推向社會,老百姓不僅要自費解決因資源稀缺導致價格高企的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等問題,還要通過高房價向地方政府輸送土地財政資金,這“四座大山”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。

老百姓手里的資源是有限的,其他開支增加了,此長彼消,養育孩子的資源減少倒逼民眾減少生育。除了持續30余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,“有心無力”是保持生育率的最大難題。老百姓不僅透支了未來30年的消費能力來還房貸,為了補四座大山這堵“西墻”,還必須拆其他消費的“東墻”,能夠分配給子女的資源比例只能減少。而子女的養育、教育價格連年大幅上漲,倒逼老百姓減少生育或不生育。

出生率下降既是民眾面對現實壓力的無奈選擇,也可以視為對貧富分化現狀的一種“消極反抗”。既然活著這么累,不如索性不生孩子,既可以提升自身生活質量,也不讓下一代延續自己的苦痛人生。

理所當然的,這種人口結構的社會不具備可持續性。雖然今天貌似烈火烹油,但未來必然不斷滑坡,最終走向崩潰。我們不應視生育率下降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現象,而應該充分反思現行的社會、法律等各方面制度,讓財富分配更加公平。

當然,讓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分配模式也是要反對的。這些拉美國家普遍是“未富先福(利)”,輕信了民主主義的神話,但實際中卻是誰承諾給民眾的福利越多,誰就能當選。但這些福利不是白來的,要靠透支產業發展的動力,以及借各種國內國際的債務。當造血能力越來越弱,出血越來越多,國家經濟結構被債務壓垮只是時間問題。

改變既不能激進,但也不能拖延。涸澤而漁式的財富分配方式(包括房地產對財富分配的影響)不改變,不僅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潛力將被透支,嚴重的話甚至可能引發劇烈的社會對立與沖突。從歷史上看,一個國家建立百年之后,將迎來一次因劇烈貧富分化引發的社會危機,如果能處理好,國祚還能延續百年以上。這個規律到了今天仍然成立,現在動手緩解還不晚,我們不應等到積重難返才悔不當初。

我認為應當從國家層面制定法律,抑制財富向少數人的過度集中,使“效率與公平”的天平往公平方向傾斜,這樣才能使社會與國家行穩致遠。2018年的影視行業“限薪令”在客觀上起到了類似效果,但我認為采取更高比例的“富豪稅”也許效果能更好。通過增加富人群體的征稅,擴大民生項目的公共開支,為老百姓降低生活成本。

一個兼顧公平與效率的財富分配模式,不僅能保證經濟的高速增長,還能使社會運行更平穩。畢竟笑到最后的,才能笑得最好。

總結一下,人口出生率下降,雖然有現代社會競爭加劇的影響,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成本的飛漲,能用于養育孩子的資源相對減少,老百姓只能被迫減少生育。這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財富分配方式的失衡,現階段應注重增強公平性,才有可能使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穩定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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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搜狐財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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